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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谦道:“碰巧近日思索朝廷钱粮军饷所出,翻阅了相关书籍。大明年年干旱,农事欠收,而商贾经过数百年太平之世,早成气候,财富不可估量。”

赵谦侃侃而谈:“宋代盐、酒、茶三项收入4752万贯,如我大明有此收入,九边何愁军饷?庆历三年九月,宋仁宗诏令凡违犯茶盐酒禁者可酌情以钱物赎罪。谏官余靖闻而大怒,当即上书道:‘臣不知谁为陛下画此谋者?徒知高谈而不知适时之变也!今三边有百万待哺之卒,计天下二税上供之外,能足其食乎?故茶盐酒税、山泽杂产之利,尽归于官,尚犹日算岁计,恐其不足。民贪其利而犯禁者,虽死不避也。今乃一为赎刑,以宽其禁,三军之食,于何取之?’结果,诏令被驳回,卒不果行。”

温体仁点点头,不置可否。

赵谦又道:“我大明岁入盐税250万两,茶税10余万两,酒税一文也无。国家财政困难至斯,理清课税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。”

温体仁这才说道:“一旦加税,必将面临百姓唾骂,百官弹劾。”

赵谦沉吟未语,这才想到,此时的统治阶级已不似唐宋。明代文官集团,已是帝国直接的统治者。文官是由科举产生,要读书考科举,基本要脱离生产,依靠家庭供养,家庭经济条件好的作坊主、地主、商贾家庭,无疑更有条件和可能考取科举。

利益攸关,增收商税谈何容易。

实际上到了明末,官方的控制力也非常微弱了。在帝国早期,有400多个税课司局,但到了崇祯年间仅存112个。其余的因无利可图而被关闭。万历时,户部报告某个税课司巡拦每年俸粮工食费不下400余两,而其征收折钞银仅为110两。征收来的银子还不够收税人员吃饭用的,也确实只能关闭了。

两人各自端起茶杯喝茶,赵谦意识到,有些事,理是那个理,但要实现自己的抱负,并非囊中取物之事,如果按照自己设想,“合理”增加朝廷税收,那简直是与整个士人集团为敌,下场绝对不会太好。

温体仁听罢赵谦的高论,感觉他是雄心勃勃,但恐其有纸上谈兵之嫌,到头来连累自己,但赵谦这段时间为自保施展出的一系列手段,令温体仁也不得不拜服,静观其为人处事,已是老练,温体仁这才试探地问道:“如廷益果真巡抚浙江,将如何施为?”

这个赵谦倒还没有想出来,既不得罪人,又要办成事的良策,不是那么容易想出来的。韩佐信说想谁也不得罪,除非什么也不干,是很有道理的。

赵谦见温体仁看着自己,感觉到他的试探,不便说“我也不知道”,遂说道:“去岁与今年山西大旱,流寇复起,朝廷欲用兵,正缺两百万的军需。江南茶税按理不会低到如此地步,定有贪赃枉法之徒,待下官明察暗访,清理出二百万两茶税解皇上之忧,另获贪官罪证,以供阁老澄清朝政之用。一举两得之事。”

温体仁听罢心中一动,那周延儒想弹劾温体仁收受贿赂,但是赵谦贿赂温体仁一事做得很是隐蔽,很难找到证据,温体仁身为内阁大臣,不会因为一些空穴来风之事就倒台的,温体仁虽然不怕,但这口气却憋在心里十分难受,来而不往非礼也,赵谦如果真能抓住周延儒的把柄,温体仁就大有用处。

温体仁摸了一会儿胡子,说道:“皇上忧虑,如果廷益能就此事面呈皇上,老夫自然会在朝堂之上支持廷益,巡抚浙江这事儿就好办了。”

赵谦听温体仁的口气,心中大喜,面上却一副荣辱不惊的样子:“这倒不难,下官有办法,有阁老鼎力相助,下官定然从长计议,不负阁老重托。”

二人言谈毕,赵谦告退,刚走到院子那道月洞门的时候,突然见到了秋娘,秋娘四处看了看,将一张纸条塞进赵谦手里,低声道:“小姐给你的,这里不便多说,你回去再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