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购买的一整支小型蒸汽舰，行驶到了南洋，开辟了从新加坡到香港、槟城、巴达维亚的定期航线。

他们运费更低，时间更短，还有保险。

那些依赖传统帆船、靠着人情和保护费做生意的本地船行，在这种现代化的商业机器面前，如同螳臂当车，很快便被碾得粉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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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说垄断劳工和航运是掐住了南洋华人社会的动脉，那么公司随后推出的金融和贸易服务，则是将绞索套在了每一个人的脖子上。

过去，海外华人将血汗钱寄回家乡，主要依靠“侨批局”。

这是一种基于同乡信誉的民间金融网络，虽然诚信可靠，但速度慢，手续费高，且风险极大。

公司利用其航运网络和与汇丰银行的合作关系，推出了一项名为“太平洋汇兑”的业务。

华工们可以在南洋任何一个公司的办事处，将工钱存入，他们的家人凭借一张盖有特殊钢印的汇票，便可以在香港、广州、厦门的指定钱庄取款。

速度快，费率低，安全有保障。

这项业务一经推出，便迅速摧毁了传统的侨批体系。

通过“太平洋汇兑”，公司掌握了整个南洋华工的现金流。

它清楚地知道哪个矿场在盈利，哪个种植园在亏损，哪个地区的资金流动最活跃。

接着，公司的贸易部开始发力。

他们将加州和公司自家农场出产的面粉、罐头、咸鱼，以及低价购买的工业品，布匹、铁器、煤油灯，大量运往南洋，以略低于市价的价格倾销。

同时，又大量采购南洋的香料、锡锭、橡胶等原材料，运往美国。

太平洋渔业公司的贸易部疯狂膨胀，人数不断增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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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阿彬、阿昌叔，在一整支华洋混合的精英队伍辅助下，在新加坡主持召开了第一届“南洋华商总会”筹备大会。

广邀海峡殖民地、荷属东印度、砂拉越等地的头面人物参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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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鸿门宴。

对于那些思想开明、愿意合作的商人型甲必丹和侨领，公司授予他们“总会”的荣誉董事头衔，并给予他们在新业务中的股份。

例如，槟城的甲必丹郑景贵，这位同时也是“海山”公司领袖的富商，就敏锐地看到了与公司合作的巨大利益，成为了第一批“拥护者”。

对于那些冥顽不灵、试图依靠私会党暴力反抗的传统势力，公司的手段更加直接。

阿昌叔亲自坐镇马六甲，带领一支由安定峡谷的“九军”和新招募的本地南洋小伙子组成的“公司保安队”，以“清剿海盗”、“维护航路安全”的名义，对几个负隅顽抗的私会党堂口进行了打击。

既是练兵也是屠杀，

几场单方面的大练兵之后，整个马六甲海峡的地下世界陷入了死寂。

对于那些既不合作也无力反抗的传统港主和乡绅，公司则采取了釜底抽薪的策略。

公司在他们的领地附近建立新的、管理更高效的种植园和居民点，提供更好的医疗、教育和治安，用更优越的生活条件，将他们治下的工人和佃户一点点吸引过来。

不出两年，这些旧式的“土皇帝”便成了有名无实的空头司令。

与此同时，公司与殖民政府的关系，也进入了一种微妙的共生阶段。

在新加坡，英国人惊喜地发现，这个“太平洋渔业公司”远比那些难以捉摸的私会党要“文明”得多。

它懂法律，按时纳税，最重要的是，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效率，维持了华人社会的“秩序”，并且极大地促进了殖民地的经济繁荣。

港督府乐于与华人总会这样的“现代华人精英”打交道，甚至在某些涉及华人内部事务的案件上，会咨询总会的意见。

在荷属东印度，荷兰人则充满了警惕。

他们对这个组织严密、华人背景和美国背景掺杂的公司充满了戒心。

到1878年年末，太平洋渔业贸易公司已经在南洋建立了一个稳定的贸易体系。

然而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，还有一个地方，一个象征着旧时代华人自强之梦的最后堡垒，正孤独地矗立在婆罗洲的雨林深处。

兰芳大统制共和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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婆罗洲，坤甸以东，东万律旧都。

高大的龙脑香树遮天蔽日，这里曾是兰芳共和国的心脏，罗芳伯当年“众议而行”的总厅，就坐落在这片谷地的中央。

然而，1878年的东万律，早已不复当年的鼎盛。

金矿资源的枯竭，内部利益的纷争，以及荷兰人数十年来不间断的经济封锁与军事蚕食，让这个百年华人自治体早已元气大伤，仅能勉强维持着对周边几个客家村社和部分达雅克族部落的控制。

它像一棵被白蚁蛀空了内心的古树，外表依旧挺立，内里却已腐朽不堪。

会面的地点，没有选在兰芳的总厅，而是定在郊外一处名为“静思园”的别业。

这里曾是某位总长的退隐之所，如今已略显颓败。

这里没有皇帝，没有总督，称为“大唐总长”或“大唐客长”，由各级首领共同推举产生。

园内的一座八角凉亭中，三个人相对而坐。

亭中设着石桌石凳，桌上摆着一套粗朴的茶具。

主位上坐着的，是兰芳大统制共和国的末代“大唐总长”，刘阿生。

他年近六旬，身材枯瘦，一身蓝布长衫。

左边一人，是阿昌叔，老大哥故去，他话少了很多，杀性也没人能控制，在南洋练兵的时候犯下许多血案，那些手脚不干净的会匪被杀了许多，在南洋闯下诺大名声。

右边一人，则是伍廷芳。

如今被新任港督轩尼诗委任为太平绅士，专职服务于如今陈九的事业。

无外乎港督和他分别看到了不同的可能性，分别下注。

他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。他从随身的皮包里，不紧不慢地取出几份文件，整齐地摆放在石桌上。

“刘总长，”

伍廷芳率先开口，“冒昧来访，还请海涵。鄙人伍廷芳，受美国太平洋渔业贸易公司及其董事陈九先生之托，特来与总长商议一件关乎兰芳十数万民众福祉之大事。”

刘阿生端起茶杯，目光在伍廷芳和阿昌叔脸上扫过，最终落在伍廷芳身上。

“伍先生客气了。”

“兰芳如今不过是苟延残喘，困守此弹丸之地，何来福祉可言？倒是贵公司，近来在南洋声名鹊起，以雷霆之势，重整港澳，威加海峡。今日驾临我这穷乡僻壤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“总长过誉了。我司所为，皆是顺应时势，以商业之法，谋我华人生存之道罢了。总长在此地坚守百年基业，瘘力经营，方是我辈真正敬佩之所在。正因如此，我等才不忍见此基业，最终毁于一旦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