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北的四月，春天还蜷在冻土底下。

春雨滴滴答答下了几天，雨势渐收时，寒气反而泛了上来。

小石头已在素婉门外站了半夜，手指缩在袖筒里，听着自己牙齿细微的打颤声。

他是被陈真派来保护这位上海来的女记者的——说是记者，可她腰间总别着一把精巧的勃朗宁，笔记本里夹着的也不是诗稿，而是加密地图的碎片。

“你快进来吧。”素婉推开门，手里捧着的搪瓷缸冒着热气，

“外头冷。”

“是，司令夫人。”小石头跺跺脚上的泥，缩着肩进了屋。

屋子极小，一张炕，一张桌，墙角堆着油纸包着的发报机。

他坐在门槛内的小板凳上，正好挡住整个门。

“以后呀，不要这么叫了，咱们不兴这个，你叫我姐姐就好了。”

素婉继续写她的通讯稿。

钢笔尖划在粗糙的纸上，沙沙沙的，跟春蚕食桑叶的声音很像。

小石头听着听着，眼皮开始发沉。

“想听故事吗？”素婉停下手里的笔，忽然问道。

小石头一个激灵坐直：“啥故事？姐姐。”

“上海的故事。虹口爆炸案那天，我在现场。”

油灯的光在她脸上跳动。

她从法租界的咖啡馆讲起，讲如何把微型相机藏在口红管里，讲电车轨道摩擦出的火花怎样掩盖了炸弹的引信声。

小石头听得忘了呼吸，他这辈子最远只到过县城，素婉口中的世界——

大世界、电影院、租界、旗袍、唱片、霓虹灯——这对小石头而言比神话还遥远。

“可那些地方也在打仗，”素婉的声音低下来，

“咖啡馆的玻璃被流弹击碎，唱片行里藏着抗日传单。”她顿了顿，

“和这里一样。”

自那夜起，听故事成了两人间无声的约定。

每当素婉整理电台或编写密码时，小石头就坐在那个小板凳上，双手抱着膝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