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了一会儿话，高市长来了个电话，余思雅便提出告辞。

许秘书将她送出去，到了楼下，许秘书说：“高市长从昨晚就一直呆在办公室，忧心这个事，待会儿还要去省里开会。”

余思雅明白，云南知青出了这个事，不光高市长睡不着，估计好多地方的领导人都睡不好，生怕这场风波会波及到自己的省市。要知道，全国可是有一千多万知青，而这些知青的背后还牵扯着上千万的家庭。

但作为一个小人物，她能做的实在有限。余思雅只能说：“辛苦你们了，许秘书，我先回去了，就不打扰你的工作了。”

回去之后，接下来几天，余思雅一直关注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每天的新闻都不放过。直到元月一号，她才从新闻里听说，这件事惊动了北京，北京方面同意知青代表团进京反应情况。

这件事才算暂时取得了进展，后续怎么发展，余思雅不得而知，只能从报纸和电台里探寻蛛丝马迹。

但经过这件事，她深刻地意识到，祖国在这时候是多么的脆弱，说是内忧外患也不为过，对外，南边猴子上蹿下跳，多次侵犯我们边境，北方还有强敌对峙，目前已有大批部队官兵集结到北方。对内，经济萎靡不振，人民生活困难，有诸多内部矛盾，知青返城就是其一。

就如高市长今天的表态一样，他不是不知道知青们该返城，只是没法安置他们。这么多年轻人回到城市，没有工作，没有房子，没有收入来源，很容易出乱子。八十年代的严打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发起的。

作为一个普通人，她能做什么？

余思雅一直在思考这点，但个人的力量实在太微薄了，她能做的实在有限。

就在她一直关注着知青们的情况时，沈建东的炒瓜子生意总算取得了进展，机器调整到他满意的程度了。

他找到余思雅，兴奋地说：“嫂子，马上要过年了，冬天是卖炒瓜子的旺季，我再买两台这样的机器怎么样？”

余思雅没有意见，要想做大，肯定要扩大规模。她本来就有这个意思，不然也不会特意租了个房子给沈建东。

“可以，不过你想过怎么卖瓜子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仅凭你跟熊子两个人，一天是卖不了多少瓜子的。”余思雅笑着说道。

个人的力量有限，用在做生意上同样如此，沈建东每天就是跑断腿，说破嘴，又能卖多少瓜子嘛。

沈建东若有所思，抬头看着余思雅问：“嫂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新主意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