迟疑良久，他回答说：“我们才多大？生个孩子也没心思带。”

“我会带他。”

“你身体不好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舒沅，现在想这些事还太早了。”

他每每话说到这份上，就是不容置喙了。

舒沅了解他的脾气，遂之后几年也没有再提，就那样平静无波地度过了在香港修学的四年。

只是真说起来，其实后来偶尔还是会遗憾，毕竟，她确实曾真的、极热切的期盼过那孩子的到来。

不是不知道生育是痛苦的，对她甚至是危险的，对青春的折损亦是显而易见的，但她那时的要求不过是安全感和家庭的归属感——如果那个孩子在那时到来，她会确信蒋成在一开始就曾抱好和她白头终老的念头，这就够了。

当然。

很多年后，在她读了许多书，见了许多人与事过后，也确实发现自己彼时那些幼稚的想法可笑极了。

事实早无数次向人们证明，一对不够相爱的夫妻，哪怕有再多孩子又怎样呢？

不过是让未来再多许多不快乐的怨侣，多少孩子用一生痊愈童年，或多或少，都来自于被迫肩负家庭的纽带作用。

她自觉还无法成为一个成熟的，合格的母亲，也无比庆幸当年没能成功用一个孩子捆绑住蒋成也捆绑住自己，成为整天垂泪的怨妇。

这件事，或许还要归功于蒋成的理智，在这点上她是感谢他的。包括后来很多次，在回到蒋氏、他们都各自成长后，蒋成依然在她动摇时，许多次教她不要轻易决定孕育一个新生命，她事后都十足感激。因为这些决定，让她在这个家里能够无所牵挂，仅仅用“爱或不爱”来衡量是否离开。

然而，蒋成这天却突然向她提出：“阿沅，我们要一个孩子吧。”

他是如此独断专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