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地食堂在生活区最东头，一间用彩钢板搭起来的大棚子。门口挂着块手写木牌：“民工食堂”，下面的小字写着：“早餐六点半，午餐十二点，晚餐六点，过时不候。”

老梅第一次走进去时，正是晚餐时间。三十几张简易折叠桌坐满了人，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油烟味和汗味。打饭窗口前排着长队，工人们端着不锈钢餐盘，操着各地方言大声说笑。

饭堂窗口后站着的就是丽萍。

她系着深蓝色围裙，袖子卷到小臂，头发在脑后扎成一个利落的髻，几缕碎发被汗水贴在额角。一双手动作麻利得很——舀菜、颠勺、递盘，一气呵成。

“师傅吃点啥？”轮到老梅时，她抬起头问，重庆口音软糯里带着干脆。

老梅看着菜盆：青椒土豆丝、红烧茄子、回锅肉，还有一大盆紫菜蛋花汤。“回锅肉，再加个茄子。”

丽萍舀了满满一勺回锅肉扣在他餐盘里，又加了一勺茄子，几乎要溢出来。“梅主任多吃点，住工地累。”

老梅有些意外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她笑了笑，眼角泛起细纹，“大名鼎鼎的梅领导，工地都知道您。”

就这一句话，让老梅记住了这个食堂女人。

工地生活单调得可以听见时间流动的声音。每天早上六点半，老梅会准时出现在食堂，要一碗稀饭两个馒头，坐在靠窗的位置慢慢吃。他注意到丽萍总是最早来的人——五点半就开始熬粥、蒸馒头，六点整准时开窗。

一个深秋的早晨，下雨了。工地泥泞不堪，来吃早饭的人比平时少。老梅吃完准备离开时，看见丽萍正费力地把一大袋面粉从三轮车上拖下来。

“我帮你。”老梅走过去。

“不用不用，脏得很。”丽萍忙说，但老梅已经接过了袋子。五十斤的面粉比他想象中沉，他踉跄了一下才站稳。

“放这儿就行。”丽萍拉开储物间的门。老梅把面粉扛进去，发现里面整理得井井有条——米面油分门别类，墙上挂着大小不一的锅勺，地上连片菜叶都没有。

“你这收拾得真整齐。”老梅由衷地说。

丽萍用围裙擦擦手：“小本生意，东西乱放就找不到。再说卫生局每个月都来检查。”她倒了杯热水递给老梅，“谢谢啊，梅主任。”

“你认识我？”

“工牌开工这么久了，都认识您。”丽萍笑了。

老梅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，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和异性这样自然地交谈了。和桂芳的对话全部都是成功学的亢奋。

雨下大了，敲在彩钢板上噼啪作响。工人们挤在食堂里抽烟聊天，等雨停。丽萍又开始准备午餐的食材，一大盆土豆在她手里飞快地削皮切片。老梅没急着走，靠在门边看她干活。

“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？”老梅问。

“原来有个帮手，上个月回老家结婚去了。”丽萍头也不抬，“正招人呢，这工地位置偏，不好找人。”

“怎么不叫家里人来帮忙？”

丽萍手里的刀顿了顿：“家里没人了。老公也不在了，孩子在老家读高中，住校。”

老梅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窗外雨声渐密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该多问。”

“没事儿。”丽萍把切好的土豆泡进水里，“都过去了。人总得往前看，对吧？”

她说这话时语气平淡，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。但老梅听出了某种坚韧的东西，像工地上的钢筋，弯曲了还能弹回来。

老梅开始有意识地在食堂多待一会儿。

他发现丽萍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：清晨四点起床，骑电动三轮车去五公里外的批发市场买菜；五点半回到工地开始准备早餐；早餐后收拾清洗，接着准备午餐；下午稍作休息，四点开始准备晚餐；晚上七点收工，记账核算，九点才能躺下。

“你这样太累了。”有天晚饭后老梅说。工人们都散了，丽萍正在擦桌子。

“累点好，累了就能睡着。”丽萍说，“刚来工地时睡不着，整夜整夜想事情。现在一沾枕头就着。”

老梅：“你以前就做这个？”

“刚来时在工地做小工，搬砖头、和水泥。”丽萍拧开水龙头，热水哗哗地流，“后来食堂原来的老板不干了，项目经理问我接不接，我就接了。虽然也累，但比日晒雨淋强点，挣得也稳定些。”

“孩子多大了？”

“十七，高二了。”说到孩子，丽萍的脸上有了光彩，“成绩还不错，老师说能考个好大学。我得给他攒学费。”

老梅想起自己儿子读高中时，桂芳也是这样，开口闭口都是“儿子”“大学”。那时他们还有话说，会一起研究哪个大学好，什么专业有前途。儿子考上大学那天，他们在家里开了瓶红酒，桂芳喝醉了，哭着说：“总算熬出来了。”

可孩子真的离开了，家却空了。

“你孩子呢？”丽萍问。

“工作了，在省城。”

“那好啊，轻松了。”丽萍把洗好的餐盘放进消毒柜，蒸汽升腾起来，模糊了她的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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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梅想说“轻松是轻松，就是太安静了”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有些孤独说不出口，一说就显得矫情。

十一月底，工地赶工期，晚上要加班浇筑混凝土。看到工人们这么辛苦，老梅想让食堂做点夜宵。

食堂已经熄了灯，老梅敲了敲丽萍住的板房门——就在食堂后面，比他的房间还小些。

“谁啊？”里面传来警惕的声音。

“我，老梅。工地要加班，想问能不能做点夜宵。”